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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荫杭(《杨绛就是杨绛》)

杨荫杭(《杨绛就是杨绛》)



杨绛与博学
活了105岁的杨绛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,她的一生完美地实践了其母校清华大学的校训: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。

杨绛博学多才。其长篇小说《洗澡》《洗澡之后》深受读者欢迎,是名副其实的小说家;她的散文集《干校六记》《我们仨》文字清丽发行量超过百万册,是当代散文的大家。她写的戏剧《弄假成真》《称心如意》《风絮》也很有影响,其中《称心如意》问世七十年了,至今还在公演,称其为戏剧家决不为过。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翻译家,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,翻译的《堂·吉诃德》影响广泛,至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。然而,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,杨绛的本职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,她长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。



杨绛与钱钟书
除了事业上的出类拔萃,杨绛也是一个贤妻良母。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先生是国学大师,但生活能力很差,桌布脏了不会洗,门坏了不会修,甚至饭都不会做,出身名门的杨绛只能放下手中的笔,用细嫩的拿笔之手做着“灶下婢”,精心照顾钱钟书。杨绛的付出得到了钱家人的高度评价。钱钟书的婶婶夸杨绛:“季康啊,你是‘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入水能游,出水能跳。’宣哥(钱钟书)是痴人有痴福。”至于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更是到了男人夸妻的顶峰。某次,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:“我见到她之前,从未想到要结婚;我娶了她几十年,从未后悔娶她;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”将它念给钱钟书听,钱钟书当即回说:“我和他一样”。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出版后,在自留的样书上,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:“赠予杨季康,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杨绛与杨荫杭俗话说: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,杨绛的德艺双馨与其父杨荫杭早年的教育有极大的关联。杨荫杭始终崇尚个人努力。1895年,他考入北洋大学堂,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。两年后,南洋公学遴选6名学生赴日本留学,杨荫杭名列其中。初到日本,语言不通,杨荫杭进入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日文。没多久,就进入了早稻田大学(早称东京专门学校)学习,他与留日学生一起组织励志会,创办《译书汇编》杂志,译介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。1902年,从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后,杨荫杭和雷奋、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,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,总是忘了下班时间,《名学教科书》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翻译的。民国初年,杨荫杭做过江苏、浙江等地的高等审判厅厅长,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,执法时客观公正、不惧权贵。辞官后以律师为业,上门的人络绎不绝。
或许是从自我经历中得到了启发吧,杨荫杭着力培养孩子“一切靠自己”的意识。定居苏州时,他买了一座破败的老宅用来安身。阴湿的院子里,只要掀起一块砖,到处都是鼻涕虫、蜘蛛。杨荫杭要求孩子们干活,并定下奖励的规矩。捉鼻涕虫一条一个铜板、小蜘蛛一只三个铜板,大蜘蛛三只一个铜板。结果没多久,院子里这些野虫都被捉尽了。他曾明明白白地对杨绛等人说:“我的子女没有遗产,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”。
民国才子大多风流,家外有家、家外有花的现象比比皆是,但杨荫杭却极其重视家庭,一生与妻子恩恩爱爱。据杨绛后来回忆:杨荫杭与妻子好像是老朋友,永远有说不完的话,有过去的,有当前的,有关于自己的,有关于别人的,有关于亲戚朋友的,还有可笑的、可恨的、可气的。杨荫杭辞官后做律师,甚至会将自己代理的每起案子详细向妻子叙述:为什么事、牵涉到什么人等等,然后两人一起分析、一起议论。谈到情投意合处,还不让孩子插嘴。正因为父母关系极其和谐,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感到非常幸福与快乐,长大后的杨绛自然也就重视对家庭的经营,特别在乎感情的专一,不怕为所爱的人作出一些牺牲。
杨荫杭经常教育杨绛做事要有担当,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只要用心留意一下,我们便可看出:杨荫杭先生教育杨绛,特别重视自己的“在场”,即要求女儿做到的,自己先做到,有时甚至不怎么说,只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带动。不禁想起另一些父母,他们也渴盼孩子健康成长,却从不将自己摆进去。他们要求孩子孝敬父母、友爱同学,自己却不肯找一点时间去看看独居的父母、花一点钱去救助面临困境的亲人,这样的家教怎么可能发挥作用呢?“让自己在场”,使杨荫杭先生培养出了一个杰出的女儿,它其实也是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家庭教育必经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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